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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居住文化创新

时间:2012-11-08 22:33 作者:admin 浏览次数:

中国现代居住文化创新

华高莱斯国际地产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罗璇

通常,谈及“文化”,往往包罗万象、洋洋洒洒,难以落到实处。但是,下面这段话可以说非常精准地定义了什么是居住的“文化”——居住文化是在长期居住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空间含义、价值心理和聚居模式,它凝结于空间、时间和思想意识之中,通过日常生活、集体记忆和社会制度等途径加以呈现,并得以传承。因此,居住文化随着历史长河不断流淌,也在不断地更迭、创新。当我们谈论中国现代居住文化时,重点在于如何看待居住文化的创新,即在当今这个大时代里,居住人群以及他们的行为模式发生了何种转变,这些转变催生出何种新的居住需求,以及这些需求应如何体现在居住的环境中。

也就是说,我们关注的是“因需而变”,即基于生活的创新,而非由个别设计师带来的个体或局部的形式化的创新。但是反过来,当我们理清基于生活逻辑的创新需求时,通过设计过的环境可以对生活的变化产生反向的拉动力。明确居住文化的创新逻辑和引导手段,即是我们探讨这一话题的重要性所在。

一、“刚需人群”带来“快文化”

谈论中国现代居住文化的创新,在这个时点上具有极大的意义。这是因为,随着中国房地产政策的变化,购房人群和购房目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还将延续一段时间。 

若干年前,各房地产项目对自己楼盘的购房人群进行分析时,往往得出这样的结论:35-45岁之间,家庭人口3人,以改善居住条件为购房目的,主力房型三室一厅,户型面积120-150平方米之间,最感兴趣的产品是联排或双拼……当然这只是举例,但是,当时的普遍需求可以概括为“改善性住房”,购房人群也以有家有业、人到中年的社会中坚阶层为主。

如今,“刚需”二字已经如雷贯耳。市场上,“刚需”人群已经成为购房的绝对主力,“刚需房”也已经成为市场上几乎唯一热销的产品类型。在这种形势下,购房主力人群已经变为了80后甚至90后,他们依靠父母一辈积累的财产置办婚房或过渡性住房,对房屋的需求是经济实惠、交通方便,户型内部空间设计要小而精,社区及区域内要提供满足他们这个年龄的人群日常所需的生活配套。简而言之, “刚性需求”决定了中国现代居住文化由追求豪奢的“慢餐文化”走向了青春时尚的“快餐文化”,或者叫“快文化”。

具体来看,所谓“快餐文化”,可以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

1、位置通达:可以远在郊区,但是一定要挨着地铁站点,即进城的通达性要好,上下班要快。对于“刚需”客群来说,区位的重要性甚至是大于户型。

2、户型简化:房间可以不大,购房总价要低,居住文化趋向简约,住宅不再需要承担过多的功能。

①餐厨空间弱化:如今的年轻人的大部分日常生活所需其实都可以通过外部解决,比如在公司写字楼食堂吃一日三餐,能够简单烹制早餐的电磁炉、微波炉和一个小操作台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就已经足够。

②会客空间弱化:如今,大部分人都习惯了在外面的餐厅聚会宴客,很少有人在家里招待客人,因此,过去居家必备的一厅——会客厅可以舍弃或降至最低配置。

③娱乐空间弱化:过去的居家生活主要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看电视,但现在的居家生活变为每个人捧着自己的一块小屏幕(电脑、IPAD或手机)看视频、看小说、聊天,因此一个豁大的看电视空间已经不再成为必须。

④空间功能个性化:对于年轻人来讲,空间的功能最好能够满足某些特定的需求,并且是灵活而常变常新的,例如屋子里最好有一块空地可以练瑜珈或者练健身,角落里最好有一个地方适合养宠物,甚至还有人会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把屋子里的家具搬来搬去,作为调整心情的一种方法。

购房者年龄层的降低带来了生活负担减小、生活内容简化、生活效率提高等直接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的“居家人”已经变为了现代的“公共人”,他们越来越依赖于公共空间的大环境和大配套生存,而不是依赖家庭内部的自给自足。这一社会学意义上的改变也影响着现代居住文化向时尚简约改变。因此,评价居住环境、居住空间的优劣,已经不能用几室几厅、功能齐全这样的指标和词汇去考量了,而是应该放在特定的需求下,考察它是否满足了特定居住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偏好。也就是说,花园洋房未必代表了先进的居住文化,而迷你公寓也未必代表了落后的居住方式。

二、80后带来“独文化”

人们经常说,70后不如60后,80后不如70后,90后不如80后……貌似一代不如一代。但是代际之间的变化不能这样简单化地评价,不同年龄段之间的差别也不是均衡的梯次渐变过程。最关键的分水岭是70年代的独生子女政策,从70年代中期开始,至70年代晚期彻底执行。也就是说, 80后是一批彻底没有兄弟姐妹的人群,是由如今仍然身强力壮的父母捧在掌心的独生子女。

目前,80后已经成为房地产市场购房主力,他们的行为模式和人生态度决定了他们居住方式的“独文化”,即不愿意与上一辈住在一个屋檐下,不希望互相干扰。这一方面是因为80后已经“独”惯了,不愿意被人干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仍然健康活跃且经济条件良好,自身也拥有独立的生活。如果因为种种原因这两代人必须生活在一起,则很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家庭矛盾,最典型的就是婆媳矛盾。打开电视机,能看到无数以家庭内部矛盾为题材的电视剧,标题均带有婆婆、媳妇、母亲、前妻等关键字,且以女性为主要角色,以房产为主要纠纷,以生活琐事为主要情节。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居住观念如“三代同堂”、“四世同堂”等,早已不适合现代生活,甚至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直接诱因。

因此,市场上对传统的多居室、大户型城市住宅的需求在降低,对居住2-3人的经济型户型需求在增加;居住文化也将从人丁兴旺、济济一堂变为独立自主、独善其身。

另一方面,养老方式也要发生改变。过去中国的传统养老方式为“在宅养老”,即老人住在家里,由家人负责养老;随着80后、90后成为社会主力人群,一对年轻夫妻上面有4位老人,养老方式必然要走向社会养老,大量老人未来要进入养老院或养老公寓,依靠社会力量和资源解决养老问题。这一社会趋势也意味着“孝敬老人”不再拘泥于“在宅养老”这一居住形式。对于60、7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是否能够提供与老人住在一起或住在附近的空间,还是选择住宅的考量因素;但是对于70年代末以后出生的独生子女们来说,这就不一定合理。因此,将“在宅养老”作为现代居住文化的衡量指标已经不再合适。

三、网络生活带来“宅文化”

如今,大量的生活内容是在网络上完成的:网上购物、网上看视频、网上交友、网上聊天、网上订餐……可以说,有了互联网,人们就可以在家里完成几乎所有生活行为而不需要外出。

因此,从日本年轻人中率先兴起了“宅文化”,继而延伸到我国,宅男宅女遍地都是。宅男宅女的行为模式特征也影响到了居住空间与居住文化。

首先,家庭内部的休闲娱乐功能被电脑整合,不再需要特定的电视空间、学习空间、休闲空间,这些功能都合而为一,一个屏幕就取代了其他多种功能。

其次,家庭内部的休闲娱乐空间泛化,因为无线网络的普及,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脑、IPAD、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休闲娱乐。甚至于有一些青年被称为“恋床族”,一天中大部分时间在床上度过。

“宅文化”的产生动力分两个方面:从主观上,是价值观的变化,即因为精神世界足够丰富,宅男宅女们对物质世界变得不太关注,物质世界变成了他们虚拟世界的支撑;从客观上,是网络配套设施的强大和网络服务的无孔不入。过去曾经有网站主办过一次“虚拟生存”活动,即把一些志愿者关在空屋子里,只借助网络,看他们能够生存多少天。那个时候,网络订餐和送餐还没有流行,某快餐品牌特意为此活动开发了网络订餐和送餐服务,这才解决了“虚拟生存”最重要的吃饭问题。如今,我们依靠网络生存一两个星期都没有问题。

“宅文化”不仅带动了家庭功能和空间的变化,也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变化,这便是“新邻里”的出现。通过网络和各种聊天软件相识、相知、相见、相熟的人越来越多,这甚至成为年轻一代主要的交际渠道。“陌陌”等APP软件使人们用手机摇一摇就可以找到附近的使用者,通过聊天工具就可以进行远程互动,这样,在同一个区域居住的人们就可以方便地在网上相约见面、聚会、聚餐、娱乐,进而形成以居住区为根据地的交际圈子。例如,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附近形成了“工体饕餮一族”,就是居住在工体附近的年轻人通过网络或手机APP软件聚集在一起,目标是把工体一带的餐厅吃遍。 “新邻里”现象改变了邻里的概念,有可能住在对门的邻居互相并不认识,但是住在一个大区域的两个原本并不相识的人却可能通过现代手段频繁见面。

四、地产商带来的“新文化”

宋美龄女士曾经在那个战乱而穷困的年代在大众中间大力倡导“新生活运动”,号召大众形成健康、优雅的生活方式。但是,在资源极度稀缺、生活水平极低的时代里,这当然只能沦为一场虚幻。但是,在如今这个消费年代,中国人的“新生活运动”正在不自觉地、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地产商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场“新生活运动”,或者叫“新文化”,可以称之为“环境引导的生活方式改善”。

环境引导健康生活:

在整体房地产市场疲软的大局面下,北京奥体板块的房地产销售势头一直强劲,前些天开盘的某个新项目,在2个小时内被销售一空,现场人声鼎沸、气氛热烈,这说明人们对这里的地段价值高度认可。虽然奥体板块位于北五环以外,但因为坐拥奥林匹克公园这个大配套,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福了!每天傍晚都可以看到奥林匹克公园中大众健身和休闲的盛况,自发组织的合唱队、舞蹈队、轮滑队、武术队认真操练着,散步的、跑步的、遛狗的人络绎不绝。这里简直就是永不落幕的大舞台,居住在周边区域的居民因为有了这个大公园而形成了健康的生活习惯,这就是典型的“环境引导健康生活”的案例。

同样的道理,荷兰、加拿大等许多国家在城市中规划了连续的景观慢行道,并且在慢行道上布置了自行车租赁、旅游服务等便民网点,无论是当地居民还是旅游者,都可以骑着自行车游览城市中大部分景点,舒适、健康又环保。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刻意规划的景观慢行道系统和便利的服务设施,才会有那么多人选择骑自行车而不是开车、打车、乘坐公交车等其他出行方式,骑自行车也才会成为健康生活的象征,而不像在我国骑车仍然是一种被动的出行选择。

当然,上述案例都是城市范畴的“环境引导健康生活”,具体到社区和楼盘,优秀的地产商在项目中规划了健康绿道、儿童活动场地、健身中心、运动场等,对于社区生活起到了巨大的引导作用。由于现代人摄入了大量动物蛋白,体质更强,可以在户外停留更长的时间,也更加希望在户外活动。于是,凡是做了这些规划和配套的项目,社区内部的空间都更为积极,在傍晚可以看到更多的人在社区内活动,老人、儿童和宠物都可以找到理想的活动空间,这样的生活状态就是更加健康和幸福的。在那些未做这些规划的楼盘中,则表现为公共空间消极、邻里关系陌生,人人躲在家里、很少外出。

环境引导高雅生活:

中国已经逐渐成为世界上的红酒消费大国、雪茄消费大国,如果中国人的肠胃再争气一些,也一定会成为咖啡消费大国。

这些改变,跟城市中高端社区的底商开发有密切的关系。通常,城市豪宅区的底商都会引入一些象征高尚生活方式的店铺,如红酒吧、西餐吧、雪茄吧、咖啡吧等。由于高雅生活方式以越来越多的商业形式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也变得不再神秘化,小资青年也可以品尝红酒、学习咖啡调制、体验各种PASTA(意大利面)的区别、甚至买一支雪茄时不时拿出来品味一下。

环境对“新生活运动”的引导作用不容忽视,因此应该在居住文化中先行改善、硬性引导,是否有利于居民行为习惯的改善应成为考察居住文化的一项指标。

五、文化的再树立带来“雅文化”

中国的现代居住文化一直处在一个过渡期,对于居住文化的向往也一直在摇摆不定。

人们对美好的居住形态的向往,通常需要具象地表达出来。在中国古代,就有靠山面水、四水归堂等很多讲究和说法;在房地产兴起的时候,又刮起了欧陆风,言必称西方,建筑风格将法式、英式、美式、意大利式、西班牙式等等运用一轮;楼盘名称则好像是欧洲地理学的普及教育,通过楼盘,我们知道了美国的橘郡、纳帕,英国的圣安德鲁斯,法国的格拉斯……近几年,又出现了一批新中式风格楼盘,优秀项目很多,分别将中国的民居风格与现代功能相结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应该说,这样一个曲折的寻路过程出现在全世界各个国家,而不单是中国独有。美国早期走英式风格,到20世纪初期开始崇尚地中海风格,现在我们经常提起的南加州风格,其实是美国建筑师对地中海风格建筑的改良。日本则表现出荷兰文化的极度崇拜,甚至出现了“兰学”这一学术现象,对荷兰的模仿甚至上升到整个城市的形态。台湾则因为日据时期的影响留下了浓厚的日本文化的影子,出现了许多小巧精致的房屋。韩国、香港……都出现了类似中国这样的建筑风格大杂烩的现象。所以,这是居住文化发展过程中必经阶段的必然产物。

在这一普遍的发展过程中,相同的是人们对于居住的“雅文化”的共同追求,即追求高雅的生活环境;不同的只是具体表现为“洋文化”还是“国文化”而已。当我们没有开发出自己文化的价值魅力时,可能倾向于对“洋文化”的模仿;当我们发现了自己的文化也可以很好地展现在当代生活中时,“国文化”便茁壮成长。

到了今天,中国现代居住文化再次发生改变和创新,年轻化、时尚化、高效化、网络化,将对居住文化产生决定性影响,甚至带来“居住文化再树立”的一场革命。我们必须用崭新的角度和超前的观点去看待这些变化。